“中国首富”的头衔和10亿美元的巨大财富实在予人高不可攀可望不可即的感觉，所以在联系采访之前，还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作好了吃闭门羹的心理准备。但后来的结果出人意料，通过拨打一次“114”查到了东方希望总部的电话号码后，接下去仅仅只通了2次电话，就得到了东方希望董事长秘书张轮大先生的口头应允，几个小时后，张秘书打来电话，和记者约定了具体采访时间。联系工作进展之顺利，对方工作效率之高，尤其是只打了4个电话就能“直通”中国首富，这样的“奇遇”不能不令我辈惊奇感叹了。

　　移居上海很愉快的理由

　　记者：刘先生将东方希望总部迁入上海后，成了上海新移民中的一员，加入了新上海人的行列。以前在外地人心目中上海人比较排外，很难相处，请问刘先生在上海发展的这几年，有没有感觉不习惯，是否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？

　　刘永行：我们在1993年就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，1997年在上海参加一个私营企业研讨会时，受到上海市领导的盛情邀请，以后就开始着手进上海的准备工作，1999年4月23日东方希望总部正式迁入上海浦东新区。

　　来上海这几年，总体感觉很好，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。上海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，100多年来很多上海人的先辈就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。而浦东新区又是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的“新移民城市”，所以基本上没有感觉上海人有什么“排外”。

　　以前有这样的说法：北京人把外地人当下级，上海人把外地人当乡下人，广东人把外地人当穷人，可见“排外”是比较普遍的现象，而这类现象的产生，是由于过去上海包括其他大城市不够开放造成的。过去上海人的收入水平相对全国要高一些、与国际接轨相对也要更好一些，所以上海人在外地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，而外地人来上海后往往会有自卑感，有一种身为“异类”、受到排斥的感觉，很难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。开放以后，这种局面完全改观了。

　　上海的投资环境相当优越，各级政府部门办事也相对比较规范，尤其是没有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，也没有乱罚款、“打秋风”的现象。在别的一些地方，“打秋风”之类的情况严重，简直难以应付。有的比较穷的县干脆就告诉你：我们县就你们这个企业赢利，不找你们要钱找谁要？这样公开地敲诈勒索，把投资者都吓跑了，长此以往就形成恶性循环。

　　浦东新区的空气比成都好，社会环境、人文环境都令人满意，尤其是治安良好。

　　现在我早就把家安在了上海。

　　吃喝玩乐四大皆空

　　记者：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怕露富，所谓“树大招风”。在成为巨富后，您在事业上的动力是什么？对财富您是怎么看的、您个人一年的开销大约要多少？

　　刘永行：我不怕露富。对于手中的财富，关键是看你用它去做什么。对我个人而言，挣钱挣得再多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讲到个人生活需求，10年前我所拥有的财富的十分之一已经足够一生之用。但我现在还在努力发展事业，这样会对社会产生有益的作用。我常说，财富是属于社会的，是社会在委托我管理这些财富。近20年来，我们已经在高级管理层和销售我们产品的客户中造就出上千的“百万富翁”，通过他们又能带动更多的人富裕起来，这是一个财富的放大效应。

　　我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跳舞、不打麻将。我们四川流传着一个说法，一个人要是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跳舞、不打麻将，那他就是“二百五”，那我就算是这样的“二百五”了。我在吹、拉、弹、唱方面样样是弱项，只有在高兴的时候，偶尔会自娱自乐唱个歌什么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，我有自己的强项，其实只要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出来，然后和事业发展相结合，就会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　　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经营好企业，如何发挥员工的潜力、培养好人才。可以这样说，经营企业的功利性极大，但我早已脱离了个人的功利性，把经营企业当成一种乐趣，所谓乐在其中吧。《新上海人》 （R-04）

（作者：中青在线 作者：刘兴波 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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